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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与徐霞客齐名的王士性已入编《浙江通志》(上)

作者:丁式贤  来源:临海新闻网  时间:2019年12月03日

  近日,省文化和旅游厅杨建武副厅长告知:由本人撰写的《专记三:旅行家、地理学家王士性》已节选入编《浙江通志》第七十四卷“旅游业志”。

  王士性(1547-1598),字恒叔,号太初,又号元白道人。明台州府临海县(今浙江省临海市)人。嘉靖二十六年(1547)生,万历二十六年(1598)卒,年52。31岁登万历五年(1577)进士第,六年(1578)得任河南确山知县,十一年(1583)内升礼科给事中,十三年(1585)丁母忧回乡守制。十六年(1588)内艰服阕,迁吏科给事中。奉命典试四川,擢参蜀藩。十七年(1589)奉命改广西布政司参议。十八年(1590)晋云南澜沧兵备副使。二十一年(1593)升大理寺少卿;改河南提学,晋山东参政。二十二年(1594)调任河南副使,再调吏科给事中。二十三年(1595)晋太仆寺少卿,兼提督京营。复擢右佥都御史、巡抚河南。以不当辞而辞,外改南京鸿胪寺少卿,命掌管朝祭礼仪。万历二十六年(1598)终鸿胪寺少卿任上。墓葬临海西乡白水洋镇双港水晶坛。

  一、王士性是一位学术型旅行家。

  王士性的足迹甚广,曾漫游名山大川,履历遍五岳,并及峨眉、点苍、鸡足等,而南北各省的通都大邑,几无所不到。但他的旅行,其主旨并不在游山玩水,而是考查各地的土地物产,风俗人情,并且加以比较。他善于从微观的角度进行观察,而从宏观的角度作出总结。以自然地理为基础,描述了它们之间的人文地理差异。在中国历史上,通过旅行考察,对全国性的地理差异作出分析评论,司马迁应该是第一人,他的著作就是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。

  王士性与太史公虽然相隔长达16个世纪,但他却能撇开历代传袭的沿革地理体例而继承《货殖列传》的传统,另创一种人文地理的研究方法和撰述格局,实在难能可贵。当然,要开创这样一种与沿革地理截然不同的写作体例,除了“读万卷书”,即文献资料的熟习以外,必须有实地考察的经历,即所谓“行万里路”。沿革地理的撰述是一种单纯的资料编辑过程,是在书斋里可以完成的工作。而王士性的人文地理撰述,必须有长期和广阔的旅行经历,再把许多目击见闻和文献资料相印证,知行合一,经过分析归纳,才能写出他的著作。古今旅行家实在很多,但是能在旅行中从事考察,进行学术研究,提纲挈领,写出如此精辟的著作的能有几人?所以王士性是一位学术型的旅行家。

  王士性对家乡临海的风景胜迹,专门写了一篇《台中山水可游者记》,开头说:台州上应三台星座,汉朝时曾把老百姓都迁移到江淮地区,这一带就成了空地,后来恢复郡城于章安的回浦(章安于1986年划归椒江)。章安的山水没什么奇特,到了唐朝武德年间,把台州的州治定在大固山下。这里还筑一座城池。他自豪地宣称:“(两浙)十一郡城池惟吾台最据险,西、南二面临大江,西北巉岩篸箾插天,虽鸟道亦无。止东南面平夷,又有大湖深濠,故不易攻。倭虽数至城下,无能为也。”附近都是好山好水,就是现在的台州府城,1000多年了。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,虽然现在头发也白了,即便自身多年来又是在外漂泊,但和家乡先民遗踪古迹所曾遗留着的,还是都能够说出个大概来的。

  王士性一生从自己的家乡出发,足迹几遍天下。自万历五年(1577)中进士到河南确山县担任知县以后,王士性可以说是无时不游,无地不游,无官不游。当时全国分为两京(南直隶、北直隶)十三省。王士性到过除福建外的两京十二省,完全可以说是南北西东,遍游神州了。“忆昨发天台,层冰满江湄”(《泊瓜州一夕大风,望广陵城不至》)、“朝发天姥岑,暮投石门径”(《夜下剡川》),但在这样的“青山绿水恣行游”(《赋得大江行》)中,思乡的情怀始终缠绕着他。所以,王士性晚年回归故里,在临城的山宫溪边上修筑清溪小隐,作为自己休闲隐居的地方。山宫本来是五代时期后晋天福元年(936)僧云晖修建的法安寺的俗称。寺的东边有百丈岩瀑布泉。瀑布泉飞流千尺,汇集于白龙潭(也就是人们习惯上所说的水磨坑)。王士性在清溪小隐中开辟有“紫芝山房”“小山丛桂”“曲水濑”“忘归石”等20多个景点,曲折如意,极园林之美。最后,王士性把这里定名为白鸥庄。在《白鸥庄记》中,王士性即目会心,自称:“余自滇乞骸归,九州已遍,六岳(五岳加上白岳。白岳,即齐云山)咸举,胸中灰灭,世念洒然,无事真可狎鸥而盟之,故以‘白鸥’名其庄云。”

  二、王士性十分注重生态环境保护。

  王士性宦游天下,对江南、江北在土地、气候、作物等方面的差异有深刻的认识。当他得知同僚徐贞明《潞水客谈》说要在京城的郊外兴修水田,徐因见到玉田、丰润二地之间有一二水田,就以为京城郊外的大片土地都是如此,却不知道那是河流的源头,当地人已经自发在那种植谷物了,何必别人去开发。就是在京城的西湖之畔,也是有水田的,而且出产的稻米馥郁芳香,但并不能据此说明京师的其他地区也同样可以种植水稻。王士性起初读到徐贞明在《潞水客谈》中说要在京城的郊外兴修水田,感到疑惑,还以为是书生的闲谈,不料后来有人竟一意孤行去做了。没有水的地方,就强迫百姓去开挖成塘堰,百姓在每一亩地里要花费原本十亩地的工夫。等到塘堰修好了,由于沙土很难蓄积水分,下雨太多就成涝,雨停后又干涸。在王士性看来,北方人习性懒散,不受监督,为这件事几乎出现了百姓动乱的苗头,幸好被参奏朝廷才停止了在京城郊外兴修水田这件事。王士性又听说沈大宇曾在直沽(今天津)入海口开垦上百顷农田,几年之后,被记入田册而准备征收赋税,但一个晚上的海潮便被淹没得无影无踪了。

迪士尼彩乐园  通过以上二件违背自然规律的实践,王士性从中认识到人们必须遵循自然规律,他根据京甸地区改旱地为水田失败,“沈大宇襄于直沽海口开田百顷,数载,入册升科矣,一夕海潮而没”的具体事例,得出:“江南泥土,江北沙土,南土湿,北土燥,南宜稻,北宜黍、粟、麦、菽,天造地设,开辟已然,不可强也”的结论。这条南北稻麦分界线至今依然存在,王士性能在4个世纪以前就从宏观上认识到这一点,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。王士性进而从理论上总结出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改造,不可盲目妄为,而应遵循自然法则,用他的话来说就是“天下事不可懦而无为,尤不可好于有为”。这一观点实际上已接近人地关系理论中的适应论与生态论。但适应论是利物浦大学教授P.M.罗士培在1930年提出的,他认为既有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,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利用和利用的可能性。至于生态论的观点,是美国学者H.H.巴罗斯在1923年提出来的。由此可见,王士性人地关系的思想具有超前性。

  综观王士性自万历七年(1579)出任河南确山知县之初,即着手于修复县城古城墙,根治水患;到万历十一年因政绩卓越,调任京城六科给事中,其间在“恳陈天下大计”的同时,专门上书修复黄河故道,以解百万淮民水患之危;后来对中国两大水系的科学论述;直到提出完善“三大龙”的新说。都是他亲身经历得出的正确结论,从中可见他对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何等的关注,他留给人们有关这方面的著述又是多么的珍贵。尤其是王士性的《祖陵当护,远道可虞,淮民百万危在旦夕,复黄河故道,以图永利疏》奏章,更是不可多得。这篇奏疏,达3300余字,是在他一再亲临察访,倾听了林林总总的意见之后,怀着一腔为民请命的情愫写成的。行文缕分条析,忆昔言今,利弊同陈,逻辑严密,情词恳切,而对臣僚中鼠目寸光之徒、谋私好利之辈,又不乏讨伐犀利之语,是他奏疏中又一上乘之作。

  士性登第后,凡宦迹所在之名山大川,及途经之名胜古迹,足必亲至。十五省除福建外,莫不尽游。《台州府志》卷一○三《王士性传》称:太初“以诗文名天下,且性好游,足迹遍五岳,旁及峨眉、太和、白岳、点苍、鸡足诸名山。”遂有《五岳游草》之著,晚年相继成《广游志》和《广志绎》《玉岘集》《东湖志》等。徐霞客尊称其为王十岳宪副。太初诗文有如鹤立鸡群,大为知者所称道。凡是读过王太初诗文的人,没有不佩服之至。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诗歌,现仍保留下来的尚有250余首,在王氏著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,这是前人留下的珍贵文学遗产,非但对研究王太初其人其书,即便对开发当今的旅游事业,点缀风景,欣赏借鉴,为社会文明服务,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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